天桥
小时候，北京在我家两百米外。我家在广西的一个小镇上。出门，穿过一座木质天桥，走到巷子口，街对面就是县政府机关家属院。从我家到这个院子，两百米。表弟的姥爷住在这个院子里。我有时会和表弟到他姥爷家玩，我也跟着他叫姥爷。姥爷是北京人，不会说本地话，一口京片子。在电视里，京片子令人羡慕，那代表着神秘的遥远的皇城根下的生活。可是，在南方小镇上，这是外来者的标签。表弟的姥姥是辽宁锦州人，可她完全没有我从电视上看到的东北人形象。她说话没有东北味儿，跟姥爷一样，也是一口京片子。姥姥说，到菜市场买菜，头一位顾客刚买了香菇离开，她紧接着上去，买同样的香菇，要比别人贵两毛钱。姥姥脾气极其温和，不跟人争论，只是回来平心静气地当故事给大家讲。
姥爷家有许多兵器，各种刀枪剑棍。我和表弟，还有其他一些小孩，有时候在他家用兵器挥来舞去。只知道姥爷曾经是练武之人，但一直都没细问，仿佛各种上好的兵器天生便立在屋子里。
表弟是满族，作为一个南方小孩，这让人很奇怪。表弟是随了自己母亲的族。因为姥爷是满族。姥爷出生在 1921 年，满清亡朝正好十年。他是八旗之后。在此之前，姥爷家里人还有在皇宫里做侍卫。待到他出生，其父已是北平城里的失业工人。他的母亲早逝，父亲没办法，在姥爷七岁时，把他送进了救济院。
姥爷七岁开始习武，在救济院的犯人感化所。他在此受管教一年。一个七岁小孩，犯了什么法呢？缘由是他被送入救济院后，有钱人家来此，想挑他去做奴仆，他不从，逃跑，被抓回来打了一顿，戴上手铐，送进了感化所。
进了感化所的姥爷，每天和其他成年犯人一起出门劳动。晚上回来后，他隔着窗户，看感化所的一班人再院子里练武，刀、枪、剑、棍，对拳，对械。他为此着迷。一位叫郎济丰的卫士注意到他，觉着这么小的小孩，怎么被戴上手铐关了起来？姥爷向他说了原因。郎卫士大为吃惊，让感化所的人给姥爷去掉了手铐。
郎济丰是来此地教人习武的，看姥爷喜欢武术，便让他跟着一起练。姥爷后来才知道，郎济丰是霍元甲的徒弟。在这院子里，姥爷学会了黄莺架子象形拳、查拳、埋伏拳、八八式太极拳、六合剑、梅花双刀、秦琼双锏、齐眉棍、大关刀等等。姥爷回忆起那时的自己，白天劳动，晚上习武，“武术使我忘掉悲伤，在黑暗中望到光亮。”
1935 年，姥爷趁着星期天外出，逃离待了八年的救济院。他此时不过 14 岁。在哥哥资助下，他读了两年小学。卢沟桥事变后，他跟哥哥逃到天津。他拉过人力车，卖过菜，做过工人。1946 年，他在锦州铁路局某得一份工作。三年之后，辽沈战役开始，他加入解放军，成为第四野战军的一员。接着，他随部队一路南下，来到广西。
50 年代初，姥爷在南宁的建筑公司工作。1956 年，南宁市举行武术比赛。他报了名，想试试自己还有多少底子，结果，拿了冠军。第二年，参加全广西的武术比赛，又是冠军。他的武术技能开始引起关注。很快，在 1959 年，他成为广西武术击剑队队总教练兼摔跤队总教练，教出了许多全国冠军。他想向社会推广武术，提出把南宁变成武术城市。“文革”来了，他被批判为“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1972 年，他被下放到广西平乐县——这是我的老家。他成为了县外贸公司动物仓库的保管员。几个小孩跟着他一起从南宁来到平乐，包括他的小女儿。小女儿和我舅舅是同学。长大之后，小女儿嫁给了我舅舅，成为了我的舅娘。
“文革”结束后，姥爷得到平反。1982 年，他再次回到北京，是参加全国武术大会。我在他家看到过一张特别长的照片。他站在边上，坐在最中间的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他一直留在我们家乡那个南方小镇上，直到现在。他当年的徒弟挺有出息，拿全国冠军的挺多，有的当了国家武术队教练，有的当了香港武术联合会会长。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家体委、中国武术院、中国武协联合评选“中华武林百杰”，他是广西唯一的候选人和当选人。
可能是离自己家太近，我犯了“灯下黑”的毛病。我一直没有切身感到姥爷有多厉害。直到在北京的电影院里看了《一代宗师》，我忽然意识到，姥爷也是一代宗师啊。他所做的事情，是另一种形式的“北拳南传”。春节回家，我去姥爷家给他拜年。他九十多岁了，已经忘记过去的很多事情。他像个小孩一样，偶尔说起北京的一点点片段。
姥爷在忘记很多事情之前，留下过一些自述文字。表弟的舅舅从杂物室里翻出来一本陈旧的小册子，我仔细地看。姥爷在小册子里描述了以前的北平，言辞有隐忍的哀伤，在说到天桥这个地方时，最为兴奋——
1932 年，11 岁时，我已在孤儿院五年，到了该做童工的年龄，被送进第一救济院的习艺工厂，规定三年内不准出大门一步。三年之后，我已 14 岁，每星期才可以出去一次，每月才有一角工钱，值 46 枚铜板。这四年里，我坚持练武不辍，每星期天外出时，就到天桥摔跤场看武术师傅表演摔跤，从沈三、鲍三两位师傅见习中国式摔跤二十四法，我几乎把所有的铜板都交了学费，总算学到了这门功夫。
北京的夜里，我在灯下看着则些片段，明暗交替中，一个过去的北京仿佛损坏的电影胶片一样，浮了上来。
华侨大厦
华侨大厦是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一栋楼。去王府井的时候，我很多次从那里经过，但几乎没有印象。华侨大厦让我印象深刻起来，是在台北城隍庙对面的明星咖啡馆里。我坐在这里，听台湾作家陈若曦讲起她在北京华侨大厦生活的日子。
上世纪 60 年代，陈若曦从台湾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留学，她在那里认识了台湾校友段世尧，两人结为夫妻。那时候，他们讨厌台湾的白色恐怖，向往海峡对岸的大陆。但大多人只是想想，他们不只动了心，还动了身。他们从美国去往欧洲，在巴黎坐上了开往上海的航班。
陈若曦和段世尧实现了愿望。他们在上海待了两天，便来到北京，住进了华侨大厦 5 楼 15 号房。
刚住进华侨大厦那段时间，陈若曦和段世尧天天出去逛街。他们很快就发现，王府井这一段街道，便是北京的精华所在，老格局里是老字号。此时是 1966 年 10 月，满大街是大字报。
北京的茶馆是陈若曦喜欢的，她会叫上一杯竹叶青，还有一角钱一碟的小吃，跟来往的客人聊天。客人会问，你们从哪儿来啊？起初她会说，台湾。这可能是最让客人感到惊讶的地方。客人会愣住，台湾？那怎么会来这里？她的回答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此刻的祖国，与台湾有关系的人都极力撇清，何况你竟然是台湾人。陈若曦看出了这其中的麻烦，之后遇到别人发问，她便只说是厦门人，来北京出差。
陈若曦和段世尧在华侨大厦等待分配工作。接待他们的干部告知，国家负责他们的吃住，每人每天还有一块钱人民币的生活费。他们认为国家困难，有吃有住已经很好，没有接受生活费。他们领到了一日三餐的餐票，票面显示是：甲等。在餐厅吃了一顿后，他们问服务员，在这里吃饭，最低标准是几等？服务员回道，丙等。他们便要求工作人员将他们的餐票换为丙等。他们觉得自己来这不是为了享受，就按最低标准来。丙等是三菜一汤。蔬菜和甲等大致相同。差别在荤菜。甲等的荤菜有鸡鱼猪牛羊肉，丙等只有肥肉或猪心。多年之后，离开了大陆，陈若曦再也不吃猪心，“实在是吃怕了”。
那时候，厨房里也逃不过阶级斗争。陈若曦喜欢聊天，大厦里有一位大厨，会跟他聊几句。某天，他在后院扫地，陈过去向他打招呼。他没抬头，继续扫地。陈看看墙上，贴着批判大厨的大字报——打倒苏联特务，撤销一切职务。大厨手艺好，曾在北京通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上当过几年厨师。“苏联特务”就是这么来的。大半年后，陈若曦看到大厨回来掌厨，因为“查无实据”，大厦餐厅的饭菜也需要好手。
在华侨大厦住下不久，陈若曦便向人打听“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所在地，想去拜访“二二八事件”后离开台湾的谢雪红。
我想起 2015 年，在台北参观了“二二八”纪念馆后，纪念馆的一位助理研究员带我们去大稻埕吃午饭。汽车经过一条老街时，他指着窗外说，“你看，谢雪红当年就在那里开了一家书店。”
台湾年轻人知道谢雪红的已经不多了，大陆的年轻人知道的更是寥寥。当年《悲情城市》上映时，许多人看不太懂在讲什么，这是不了解“二二八”的历史。梁朝伟扮演的文清到山上看望闹革命的朋友宽荣。宽荣非常像是谢雪红队伍（不是的话也类似）中的一员，他们信仰共产主义，期望能够推翻台湾的国民政府。宽荣让文清告诉妹妹宽美：当我已死，我人已属于祖国美丽的将来。
谢雪红的队伍最终不敌国民政府军队，许多人被捕或被枪毙。她逃出台湾，在香港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再后来，到了北京。
北京的一个晴朗黄昏，我从王府井经过华侨大厦来到故宫角楼，那里挤满了摄影的人们。每到天气好的时候，都是如此。从故宫角楼沿着景山公园的围墙往北走，就会看到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所在地。
陈若曦和段世尧在四十多年前，大概也是沿着这样的路线，走到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院子。他们看到满院子贴着批判谢雪红的大字报，还看到一个低着头正在扫地的女人。他们感到了紧张，不敢多问，赶紧离开。“我觉得那个扫地的女人就是谢雪红。”陈若曦对我说。
陈若曦夫妇等到了分配的工作，他们从北京去了南京。到南京后不久，段世尧被派到苏北农场劳动。怀上孩子的陈若曦留在南京。按照农场规定，员工每半个月休假两天，有车送回南京。这一年夏天，段世尧两个月没回南京。
两个月后，瘦得像皮包骨的段世尧回家了，告诉了陈若曦这些日子的经历。段世尧和一位年轻同事在农场睡上下铺，一起劳动。一天傍晚，在地里劳动完之后，两人往宿舍走，后边跟着另一位同事。苏北平原上，红色的太阳正慢慢落下去。段世尧看着落日，说，这让我想起美国的一种煎蛋。他觉得自己说错话了，连忙打住。他想说的是 sunny side。那位同事接过他的话说，喔，我们叫荷包蛋，我一口一个。
过了几天，睡上铺的段世尧下不去了。因为年轻同事住的下铺贴满了大字报。他读了几张，发现下铺年轻同事被指控的一项罪名是把太阳比做荷包蛋，还一口一个。那时候，太阳就是毛泽东，一口吞太阳，那还了得，显然是反革命。
很快，工宣队叫段世尧别去劳动了，在屋里好好写检查。写检查的原因是：为什么把太阳比作煎蛋？而且比作美帝国主义的煎蛋？写了两个月检查，一直达不到要求，他被要求“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只好从祖宗十八代开始，一直批到自己。
几年之后，陈若曦夫妇觉得没法在南京待下去了，他们申请离开。1973 年，他们受邀在北京参加“十·一”国宴。他们已经无意留恋此间的饮食。
这次来北京，陈若曦打听了谢雪红的下落，得知她已经在 1970 年去世。
经过批准，陈若曦夫妇离开了北京，离开了大陆。陈若曦从深圳罗湖桥离开时，回头看了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又再回来。
地坛
我喜欢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上中学的时候，看过好多遍，许多段落十分熟悉，甚至能背出来。未曾料到的是，到北京工作之后，我竟然在地坛附近住过一年。偶尔起来晨跑，也是到地坛公园里。跑步的时候，我会想起史铁生讲过的一个长跑爱好者的故事。
2011 年初，我去美国采访，走了一些地方。在康涅狄格州，住进了耶鲁大学苏炜老师家。他家客厅里的桌子上，摆着一个瓷瓶。苏炜拿起瓶子，给我看瓶底印着的“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纪念”的篆书字样。
80 年代，国家曾指定浙江龙泉窑烧制一批豆青开片双耳瓶，作为国礼赠予日本友人。苏炜一位朋友的父亲，负责这批国礼的事情。一些略有瑕疵的豆青开片双耳瓶被留下。朋友送了一对给苏炜。苏炜将其中一个送给史铁生，自己留下一个。
2011 年刚开始的时候，苏炜得知史铁生在北京去世的消息，从家中找到那个豆青开片双耳瓶，买来一束菊花，打印了一张史铁生的照片，放在花丛中。
80 年代，苏炜在北京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和史铁生交往很多。那时候，作为单身“海龟”，苏炜获得了一套位于海淀双榆树的房子。和当时的北京同龄人相比，这是极其难得的事情。苏炜的这个小房子，成为了朋友们谈论文学和学术的据点。
遇到聚会，史铁生会早早从地坛附近的住处出发，用手摇着他的轮椅车，一路跋涉，到达海淀双榆树。这至少是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史铁生常常是最早最准时的那个。“
2004 年，苏炜在离开北京 15 年后，回了一次北京。他见到了史铁生。史铁生指着家中的书柜，让苏炜看过去——正是那个豆青开片双耳瓶。
此刻，在康涅狄格州乡间的这座房子里，另一只豆青开片双耳瓶，在花丛中微微地泛着光泽。天色逐渐暗下去，屋外是厚厚的积雪。
吃完晚饭，苏炜带着我到雪地里遛狗，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说，“如果以乐器来对应四季，我想春天应该是小号，夏天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
在雪地里，我听到了圆号和长笛。
我喜欢地坛冬天里的书市。我在地坛书市上买到过一本旧书——1988 年出版的《论中国文学》，刘再复所著。那本书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文学的宏观描述》。
那次美国之旅，在告别苏炜几天之后，我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见到了李泽厚和刘再复。他们居住于此。在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图书馆里，刘再复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你看这里。”他指着书中一页说。这卷大书的首条是他撰写的（署名周扬、刘再复）。这跟我在地坛买的那本书的头篇文章其实是同样的内容。
李泽厚也曾在地坛附近住过好多年，下午，他经常会到地坛转转，仿佛康德每天准时出现在哥尼斯堡的广场。我在地坛买到的这本书的代前言是刘再复与李泽厚的对话。谈话的开头，刘对李说：“好久不见了，朋友们都很想念你。去年春天你远走高飞的时候，曾嘱托我要告诉年轻的朋友们：我会回来的。”
差不多每年过了夏天，李泽厚都会从博尔德回北京，但刘再复不是。刘再复在1989年出国之后，只在2008年回过北京。那次回京，他首先去见了最老的一些朋友，事实证明他是对的，随后，老朋友们一个个都离开了人间。
刘再复通常清晨5点就起床，在底层的小房间里，用一种很普通的软笔在稿纸上写文章。这几乎是他每天的习惯。“黎明即起”——他服膺于曾国藩的自我训诫。早餐的时候，他一天的写作基本就结束了。那几天，他完成的是又一篇悼念刚去世老友的文章。我在那本《论中国文学》里读到过他写的《为聂绀弩先生所作的悼词》，这是他写过的众多悼文中的一篇。
在书房里一番找寻后，刘再复找到一本聂绀弩的薄薄的工作笔记。里面密密麻麻地记着各种事情，包括许多我们耳熟能详之人的联系方式。第一页上是黄永玉的地址。最后一页是陈文统（梁羽生）的地址。
聂绀弩去世后，把许多东西都留给了刘再复。这些东西如今大都锁在北京的一间房子里。
几年之后，我在电影院里看《黄金时代》，当聂绀弩对着观众说话时，我竟然想到了那本他手写的笔记。电影里有太多刘再复熟悉的人。比如萧军。萧军是刘再复女婿的亲戚。我手上的《萧军延安日记》是刘再复所赠。我还有一本香港出版的《马思聪蒙难记》（作者是马思聪女儿马瑞雪），序言是刘再复所作，题为《三个历史性的“马思聪时刻”》。马思聪的外孙黄刚是刘再复的女婿。
我看到了马思聪的作曲手稿，工整而漂亮。这是马思聪夫人王慕理赠给刘再复的礼物。“马思聪到了美国后，一天没有快活过，美国给她旧金山的金钥匙，给他费城的金钥匙，他也没有开心过。”刘再复说，“他写了《思乡曲》，乡愁压倒一切。”
刘再复开着车载着我穿过落基山的峡谷时，指着窗外，让我看过去。目光所及处，浮着金属色的山岩上，有残留的栈道。“那是当年的华人劳工修的。”真是令人惊叹的景象。这阴冷的山间，热火朝天的西进人群中，曾有大批的异乡面孔。如同任何一个时期，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加入这块土地忙碌的队伍。大家各怀心事，而这心事，也只能自己体味，旁人只是穿山而去的过客。
中南海
中南海大概是北京最难进去的地方。我只从门口经过。梁辉曾在里面工作。我见到梁辉是在桂林市南边一个小区里。他是桂林人，讲桂林话。那是我为数不多的用桂林话进行的采访。
那时候，他坐着轮椅参加桂林黄埔同学会的活动。早在 1980 年代，就有人让他加入黄埔同学会，但他没有答应，最近这些年才参加，“经过了‘文革’，还是有些怕，怕惹麻烦。”他说。
1935 年，正在桂林中学上学的梁辉没有告诉家人，悄悄参了军。1936 年，他进入黄埔军校南宁分校学习。1940 年初，他和同学来到昆仑关，参加了那场惨烈的战役。
“打昆仑关要紧啊。”梁辉用桂林话说，“我当时是广西部队 46 军 175 师 524 团第 3 营步炮排排长。我们打了三天三夜，牺牲太大了，我们一个连只剩下十几人，上面要我们撤退，团长不同意，我们要死守，与阵地共存亡，继续打。军长看到我们不退，哭了起来。不撤退的话怎么办呢？组织剩下的人沿着山走，走过来走过去，给敌人感觉好像还有很多人，一直等到增援部队来。”
梁辉还记得当时和日军近距离肉搏的场面。“我和日本兵肉搏，他们打不过我，我打死了两个，一个用刀刺，一个用手枪打。”这是我第一次听一位战争的亲历者讲这样的场面，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不是游戏，这是你死我活的战斗啊，那么近，仿佛刺刀会划破空气，出现在眼前，让人不寒而栗。
没有几个人从那场战役中幸存下来。在昆仑关，有一个巨大的墓地。梁辉后来去过好几次昆仑关，有时候从附近路过也要特意拐进去。“想起曾经和战友一起作战，过着危险的生活，留恋得很。那个坟好大，老百姓帮着埋的，死了两万多人啊。”
“敌人当时攻陷了我们的阵地，副营长和我关系最好，跟我说，梁辉，跟我一起去把阵地夺回来。他带我们七八个人去冲锋，阵地夺回来了，他死了。我身上也中弹了，但还能够走回来。你看，这里还有印子。”梁辉指着身上对我说。
战争的阴影一直在梁辉心中。听到飞机起飞的声音，在电视里看到丢炸弹，他就会想起以前，“心里不痛快。”
昆仑关战役之后，梁辉被调到了军部，接着他获得了到咸水步兵学校学习的机会，毕业后，他成了李宗仁身边的警卫队长。梁辉对李宗仁有很好的印象。“他为什么能打胜仗呢？用人用得好，懂得欣赏别人的才干，对部下也好。”
李宗仁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时候，梁辉跟着他去了北平。北平行辕位于中南海。梁辉在中南海度过了四年。
梁辉和李宗仁是老乡，都来自桂林临桂两江。走在路上，旁边没人时，他们会用桂林话交谈。
梁辉觉得自己在中南海里的几年是人生中难得平静的时间。“没有什么特别任务，没有什么负担。”
在当时，北平行辕名义上是华北军政最高官署，蒋介石也曾电令中央在华北接收的各级机关要听行辕主任的命令行事，事实上，这命令只是敷衍李宗仁面子的虚文，各机关仍直接听命于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
1947 年下半年后，国民党在与共产党作战时连连败退。美国人也有意弃蒋“换马”，用李宗仁取代蒋介石。李宗仁决定竞选副总统。蒋介石亲自召见李宗仁，告知副总统候选人已由中央提名孙科，要李放弃。李宗仁坚持竞选副总统，梁辉记得当时的情景，“他给在场的人一个个发香烟。”
1948 年 5 月 10 日的《时代》周刊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选举
